动力煤价格近弱远强

[31]第二共和依然不愿正视政党这一问题，于是党争继续撼动着法国的稳定。

这虽然是民法案件，但仍然反映了法官对道德和法律关系、社会公德和国家强制力的不正确认识，也反映法官对基本权利的重要性没有正确衡量，法官未能恪守自己道德中立的立场，也未清醒认识到基本权利在我国宪法框架下有着远比社会公德更为重要的地位和效力。在很多时候，人们是基于对个人或社会重要利益的深切关怀形成道德共识，作为社会公德的伦理道德受到冲击也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利益受到影响，当影响到一定程度时，寻求以法律的手段维护个人或社会利益即成必要。

宪法强调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基于此，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宪法的措辞包括道德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尊重社会公德等。个人道德为个人所信奉、阐释或推广的道德观念，在中国宪法框架下，个人道德观自由，个人道德可以通过努力获得认同，成为社会公德。哈特驳斥其前一种立场，却同情后者。哈特同样不否认道德的社会意义，他不敢断然否认道德是完全个人的。

其二，德富林将公共道德和一定的社会秩序相联系，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但我国宪法提倡公民道德，这意味着宪法在承认人的自主的基础上，相对划分私人和公共的领域，社会公德调整更多针对公共领域。但现行宪法下的行政法学作为社会科学而展开，广泛地涉及行政法成立的社会及经济基础、立法政策、国民或公务员对行政法的意识、判例、学说、行政法具体运用的状况等的分析。

但在日本行政过程论者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远藤博也、盐野宏、山村恒年、大桥洋一等学者所提倡的有关行政过程论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行政过程论过于强调现代行政过程的独立性，在这种行政法学方法论中并不存在宪法体系与宪法价值标准。[1][日]田中成明：《现代法理論》，有斐閣1984年版，第235页。在制度上，日本在1890年制定了《行政裁判法》，设置了独立于普通司法裁判所系统的、专门管辖行政案件的行政裁判所，基于这种实定法上的特殊规定承认行政法相对于民法等私法的特殊性。

因此，行政过程论并不像传统行政行为理论那样提供解答的体系。[130]作为行政法解释学一般理论的行政过程论，将其与政策目的的关联纳入视野进行的考察原则上应当以个别行政领域的实体性特点为中心进行分析，因此，制度论或政策论被极力排除，考察的范围被限定于某一政策或法律的实行即狭义的行政过程。

[日]塩野宏：《O?バッハォフ、W?ブローム[行政の现代的课题と行政法のドグィ于ィーク]》，载《法学協会雑誌》第91卷第2号（1974年）。而事实上依法行政原则的真实含义是要求行政主体必须依据法律行使行政职权，实现行政的合法性。但解释论与政策论的界限并不明确，站在行政过程论的观点上，发现行政过程中新问题的方法对于制度本身的批判或对于新构造的构想的道路更为连续。[21][日]園部逸夫：《行政手続》，载雄川一郎、高柳信一编：《岩波講座现代法4现代行政》，岩波書店1966年版，第99页。

[49][日]塩野宏：《行政过程とその统制》，有斐阁1989年版，第19页。[125]参见[日]室井力：《行政法学の课题と方法》载《法学セミナー》1974年第1号，第99～100页。在现代行政法学中，行政过程方法论对于变革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方法论、完善现代行政法学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三，私人对于行政主体也具有权利，被称为公权理论。

[11] （三）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方法论的缺陷 现实的行政过程复杂多样，为了实现依法行政的要求，传统行政法学创造性地提出了行政行为的概念，将现实行政过程中的各种行政活动类型化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几种典型的行政行为，并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定各类行政行为的法律要件，并以这些法律要件为标准判断现实行政过程中各种行政行为的合法性。[63][日]山村恒年：《新公共管理システムと行政法》，信山社2004年版，第38页。

在这种变革传统行政法学理论浪潮中，有部分学者在借鉴美国公共行政理论和德国二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过程论的观点。这种行政法解释学方法论的特征及其问题在于：第一，确定各类行政行为法律要件的法律规范的存在是进行行政法解释的前提，但是立法不可能穷尽，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应对则超出了行政法解释学的范围。

其二，与此相伴的行政过程趋于复杂化。[18]Robert S. Summers, 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Legal Procedure-A Plea For Process Values. in 60 Cornell Law Review Vol. 1974. p. 3. [19]Vgl. Zuleeg, Die Rechtsfprm der Subuntionen, 1965, Vorbemerkung. p. 7．转引自[日]村上武则：《给付行政の理論》，有信堂2002年，第20页。可见，与明治宪法中的宪法原理相比较，在现行宪法下的行政权与国民、行政权与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以及行政权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行政概念再构成的观点积极论及行政过程论的是[日]手岛孝：《行政概念の省察》，学陽書房1982年版，第181页。[115]参见[日]塩野宏：《行政過程総说》，载雄川一郎、塩野宏、園部逸夫编：《现代行政法大系2行政過程》，有斐阁1983年版，第21页。[34]参见[日]大橋洋一：《行政法—现代行政過程論（第2版）》，有斐阁2004年版，第17～254页。

[132]以往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财政学、法哲学等作为独立的领域在行政法学中较少涉及，但是随着经济学分析等方法的增多，逐渐导入了学际性规范论的框架。[78][日]杉村敏正：《行政法概说総論》，有斐閣1979年版，第38页。

[79]传统的行政法解释学以及行政诉讼法学仅仅着眼于行政过程的最终结果即行政行为，切断了各个行为形式之间的联系，静态、定点地考察行政活动。（二）行政过程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行政过程的全面、动态考察方法 行政过程论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行政法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但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行政过程方法论。

[54][日]塩野宏：《O?バッハォフ、W?ブローム行政の现代的课题と行政法のドグマティーク》，载《法学協会推誌》1974年第91卷第2号，第317～318页。[41][日]礒野弥生：《最新行政法入门》，学陽書房2005年版，第22页。

这种法学方法与之前的国家学的方法相对立，舍弃了国家学中的政治性视点、社会性分析、文化性洞察等方法，转化为纯粹的法学考察。二、日本行政法学中行政过程方法论的倡导及其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日本传统的行政法学被限定于以法律解释或法律技术分析的深化、法律体系的构建、合法性的维持等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法解释学，为了适应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对行政法学提出的新要求，日本的行政法学者们意识到必须变革传统的行政法解释学方法论。作者简介：江利红，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65]对行政活动进行动态考察是现代行政法研究行政权的功能、作用的主流趋势。

[70][日]大橋洋一：《行政法学の構造的变革》，有斐阁1996年版，第3页。而根据依法行政原理的要求，即使在实定法律制度没有直接给予明示的解答的情况下，作为现实行政的要求，必须依据某种方法给予解答。

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着眼于国家活动的前法律性基础，对于特定领域中的国家行为先验地承认其权力支配的性质，并以该权力性作为前提构成行政法的解释理论。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方法论着眼于各种行为形式的最终法律效果，对于这种法律效果发生的过程并不十分关注。

[107]此外，不应当承认运用违法或不当的行政手段以及违法或不当的行政权限的融合，但既然承认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行政过程独立性的存在，在可以采用合理的措施而完全放任或者不采用合理的措施时，可以认为是在整体上违法的行政过程。行政法研究的对象与视角并非将有关国内行政的公法构成并列于民法的法律秩序，而必须整体、动态地考察行政过程中的法律现象，指出其中的问题点，探求解决的方法。

[6][日]田中二郎：《公法と私法》，有斐阁1955年版，第11页。[95]例如，在实定法律制度上，宪法规定了有关地方自治特别法的住民投票以及请求权，地方自治法规定了直接请求制度、住民监察请求、住民诉讼、町村总会、公共设施的委托管理等，在个别法上规定了公听会、审议会、意见书的提出、协议会的设置、意见公募程序等。[22]此后，积极论及行政过程或行政过程论的文献不断出现。现代的公共行政主体有时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对人民进行命令、强制，有时作为给付主体提供生活必需的财物、各种生活服务、资金、物品等，有时作为经济指导行政的担当者对于经济活动加以规制或进行诱导。

社会管理功能本身并无意义，成为行政法学的问题是谁以什么为目的以什么为根据进行社会管理职能。[70]田中成明认为，随着相对人参与政治的多样化，适用对抗管理型法律和自治型法律的领域也不断扩大，通过私人间的自主交涉来保护、调整或实现权利的活动不断增多。

但是，法治国家思想本身具有德国式的特殊性质，未必具有普遍性，法学方法虽然有助于实定制度的形成，但由于受到实定制度的限制，并不作为直接议论的对象。[56]而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行为为中心，通过对有关行政行为的法律的解释，判断现实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对于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行政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消灭等动态过程却不十分关注。

[47]因此，应当从现代行政过程的视角来分析各种各样的行政活动，考察其行政法学的规制方法。行政过程是指行政目的达成过程的全体。